文／孙乐之（明慧之窗记者周慧文编辑）

作为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批公派赴苏联留学的高中毕业生，孙乐之（本文主图左）是人们眼中的幸运者。他曾认为「斗地主」是对的，与自己的地主家庭「划清界线」，二十几岁就入党。

半个多世纪后，他公开声明退党。八十五岁这年，孙乐之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希望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认知为甚么会发生如此的反转。

「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专家」

一九五六年，中共成立了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提出了人才培养规划。其中有一项是选一百名留苏预备生，送到苏联高等院校学习计算机。后来只落实了八十人，最后又被苏联降为三十人。出发前，计算所筹备处华罗庚主任对这三十位人们眼中的幸运者、「金童玉女」们说：「你们将成为我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专家。」

这批留苏预备生要到北京俄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学习一年。留学的专业已经确定，除去生活用语，俄语学习也专业定向，直接由苏联籍教师授课。

这批优秀高中生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出国，一半就读于莫斯科动力学院，另一半就读于列宁格勒工学院。莫斯科动力学院始建于一九三零年，一直以来是俄罗斯最大的工科院校之一。

列宁格勒工学院，原名叫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学院，一八九九年二月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创建，简称圣彼得堡理工学院，首批院系涵盖电气工程、冶金学、船舶建造以及经济学。

就读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十五人是：孙乐之（队长、党支部书记）、薛凤林、华秀玲、程文铨、李树贻、杨培青、张淑文、王振山、黄清化、庞秀云、王玉祥、余丽珍、范臻、王玉芝、李颖芝。

就读于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十五人是：梁琦（副队长）、宋德芬、范润林、窦喜平、何玉珍、张国光、张修、尹守峻、苏学智、苏梅珍、余泽和、吴景廉、李鹏飞、乞淑兰、焦桐礼。

经过五年半的艰苦学习，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四日，三十位中国第一批留苏生学成回国，其中三分之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个别分到航天部五零二研究所等其它单位工作。

莫斯科动力学院最著名的毕业生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李鹏被授予莫斯科动力学院的荣誉博士，此称号还授予了中国长城工业集团公司总裁张通。而圣彼得堡理工学院，则是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冶金学家М‧А‧巴甫洛夫、А‧А‧拜柯夫、物理学家Н‧Н‧谢苗诺夫等人学习、任教或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

青少年时代的彷徨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今年八十七周岁，在「耳顺」之年六十三岁时，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初，用我大半辈子所见的事实，彻底地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并走上了修炼之路。

1.「反革命」的内涵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边远的农村。四十年代初「八路」为了所谓的「开辟地区」，夜间偷偷摸摸地来到我们村里。晚上，把妨碍他们的老乡叫出门用铁锨打死，推到河里、冰洞里。他们还要求家家把狗都杀死。

后来「八路」在我们那个地区还搞什么「减租减息」。一九四六年搞「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在所谓的「土改」的斗争会上活活把村里的父子两人打死。

我那时受中共的洗脑，还以为共产党闹革命、杀死「恶霸地主」和「反革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才知道「反革命」（反对共产党割去中国人的命与文化）才是对的，才在理上。

中共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等运动中害死了八千多万中国人。我看到的事实是：中共邪党就是靠杀人起家的。

2.「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我的爷爷一生辛勤劳动，爷爷经常跟我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卖了自己种地收获的粮食，有了钱就置地，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按拥有土地的数量，我爷爷已是我们全县一个大地主了。

同时，他做善事，比如出钱支持我父亲办义学，买防天花的疫苗给各村的孩子及学生，经常帮助人等等，这在全县是人人知晓的。这可以以过去历任的「县太爷」送给我家的匾额为证。

在爷爷的主持下，全家老少都下地劳动。我记得我八岁就跟我爷爷下地干活，我奶奶、我妈妈也都下地劳作。可我小时候看共产党炮制的《白毛女》，却觉得地主太坏，以为「斗地主」是对的，要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

后来这些年，当我读到关于白毛女、黄世仁的真实故事时，我才知道几十年都生活在中共邪党的欺骗中。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共从地主手里夺去了土地和财产，「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破坏中国社会传统的架构，挟持农民、窃取政权。

没有几年，中共又搞「人民公社」，从农民手里再把土地收归国有。多少年来，全中国亿万农民都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其实根本没有「公民」的权益）。

3. 红色教育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也入过团、入过党，但不像中共说的那样，加入团、党都要经过介绍人的「长期的培养」。我并没有经过这样的「培养」：

一九四七年土改后，我母亲带著我和我妹妹从「解放区」逃到「敌战区」，来到北平（北京的旧称），找到我的流亡在外的父亲。在北平没有被「解放」的那两年里，我家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我拾过废铁、卖过报纸，后来考上了中学。

一九四九年中共占领北平后，把他们的子弟（现在叫红二代）学校也迁到北京，并和我们中学合并成了师大附中二、三部。

那时，我一个从农村刚到大城市的苦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中学，就想好好念书，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再加上我父亲给我解除了小时包办的订婚，我就成了学校「反封建」的典型。「干部子弟」们正好要在「普通班」建立团组织，所以我就被他们选中入了团。

后来，因为成绩好，我又被保送到高中，又以同样的方式入了党。之后又到苏联留学。这样就结识了一些「红二代」同学。在这段时间里，我被刘少奇的「黑修养」洗脑，那就是，梦想学成回国为（中共）国效劳。

「文化大革命」的见证

从苏联毕业回国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当时三十岁左右，担任一个研究室的领导。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毛泽东当著几千名留苏的中国学子的面曾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是天大的谎言！

作为一个小「走资派」，我被夺了权，被扣上「苏修特务」、「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罪名，被戴高帽子游街、批斗，被开除党籍、坐小板凳，受尽各种打、骂、侮辱。

被关进「牛棚」的那三年，几乎每天我都被「造反派」批斗、天天刷厕所、打扫楼道等等。

那个年代，中共用一张大字报就能把他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把他们的军头给活活折磨致死，有目共睹；毁灭老百姓的人生，更不在话下。

那时，中共还搞什么「三线」，把我们这些和那些从美国欺骗来的技术「专家、学者」都逼到所谓的「三线」。

我们从零做起，建立环境，好不容易可以开始工作了，可没过几年，中共就把这些设备和财产都丢在了大山沟里，回到城里，再重新建所、建厂！

「六四」的枪声

再说一说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那时，我家就住在北京西城木樨地，我们的住房离阜外医院后门很近。那天晚上，为了等儿子下班立即回家，我和我太太在木樨地十字路口等儿子。后来家人告诉我们：儿子已经回家了，我们马上回家。刚进家门就听到枪声。

我家阳台朝南，在阳台上我们听到流弹声和士兵的喊声：「不要跑！」还听到邻居们的喊声：「快点送医院！」再看，西长安街一直到天安门形成一片火海。这时时间已近午夜了，中共竟然在广播中讲：「没开一枪」、「朝天开枪」、「打的是橡皮子弹。」

我们亲眼见到，打在木樨地十字路口铁隔栏上的子弹是开花弹。我们的一个侄女半夜突然歇斯底里地喊叫。等她平静下来之后，我们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白天我去了阜外医院，看见很多死、伤的人，把我吓坏了！」

在事实面前，我认识到：无论中共干了多少坏事、恶事，他们还是总标榜自己是「伟、光、正」的。

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到了「三线」，虽然我也被「官复原职」，但有职无权。这就惊动了我的那些老同学、老朋友。他们那时已是我的上级机关的领导。在他们的关心下，我被调到了北京，进入政界。

在这之前，在研究所里，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高级」干部，我还以为他们是一群道德高尚的人，但实际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深受党文化的毒害，阳奉阴违、阿谀奉承。

1. 砸掉「铁饭碗」，凭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

我接受不了这种环境和气氛，那时就感到我好像掉进深渊，彻底对中共感到失望。这促使我下决心，砸掉「铁饭碗」，凭自己的本事做事来养家糊口。

一九九七年，我写了离职报告，要求离开政界。这期间，我的老同学、老朋友说：「我们真为你捏一把汗。」

这样我就到了北京当时的一个「集体企业」。不久，在回访莫斯科时搞了一个中苏合资公司。后来，在中苏合资公司任职，常驻莫斯科，每年只是中国新年才回北京几天。

一九九七年，我太太得了类风湿，医生说这是不治之症。我们当时真是西医治不好了找中医治，中医治不好了找气功治。

2. 走人大法修炼

一九九八年中国新年，在北京，我太太有幸终于找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炼功点。她刚开始修炼就有亲人告诫：「法轮功已经被政府『定性』了。您要小心！」我太太说：「只有法轮功能治我的病，我就是要炼！」

我们回到莫斯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太太的病就奇迹般好了。在这之前我一直不信什么气功，但在事实面前，我感到这法轮功不同于一般的气功。

那年四月，我也走入了修炼。从此，我的各种病也不知不觉地好了，医生嘱咐我出门必带的急救药盒也丢在了一边。数周之后，我们又回了一趟北京。这次我们带著几箱子法轮大法资料回到莫斯科。

二零零四年《九评共产党》问世，我和我太太严正声明「退出中共及其一切组织」，开始了我们修炼的新旅途。

结语

在这末劫之末，善恶已经分清。那些助纣为虐、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恶人正在受到天惩。

在如今这个多事的时日，我也希望我的老同学们，能及时认清中共本质，远离中共，每日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平安度过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