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甄言（明慧之窗记者周慧文编辑）

一九八二年六月的某天，储望华离开北京赴澳洲留学，临行之际，中央音乐学院校办主任急匆匆跑来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本文主图左）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

没想到在即将离开故土的这一刻，储望华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前言

现年82岁、定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是「大右派」储安平最小的儿子。这位儒雅的白发学者是著名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不仅被国内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成为音乐院校常用教材和曲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八日到十五日，中共统战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知识份子们大鸣大放。

为了响应中共的号召，党外人士章伯钧、罗隆基分别发表言论，针砭党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公开直指中共「党天下」。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了打击右派的信号。紧接著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称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右派」。到一九五八年反右运动结束时，全国有55万人被划分为右派份子，几百万人受到牵连，连左派学者马寅初、费孝通都未能幸免。

反右运动中的所谓「极右份子」，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在北京的颐和园附近，早起散步的人们，经常看到树上吊著死人，很多人跳湖自杀。「右派」分子家人被当作政治贱民受尽凌辱，遭受著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储安平于一九五八年一月被划为「右派」，一九六六年九月失踪。在储望华的回忆中，关于父亲的影像是支离破碎的，可是那段父子情深的历史却永远无法忘怀。

以下是储望华关于父亲的回忆（因篇幅有限，有删改）。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的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

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紧紧握著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著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

父亲失踪了。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就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八月三十一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

九月二十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

到了一九六八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数十年来，我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十年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六月一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份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

他还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六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

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

「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

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著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

自从「反右」以后，父亲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一九四九年，父亲和许多知识份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

一九四六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人生

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

一九五七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

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班里同学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儿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

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我的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一九五八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迫于压力，校方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

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10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有一个女朋友是钢琴系的，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

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等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

结语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经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

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 —— 在一九六六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