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大纪元2026年02月16日讯】2026年的第一月，世界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同时牵动：中共的盟友——拉丁美洲的强人马杜罗被押上纽约法庭，海岛上的共产政权在停电与断供中“进入生存危机模式”，中共的另一盟友、中东的神权体制用更密集的抓捕与断网把社会重新按回沉默；而在另一端，来自中国大陆与海外的华人群体，用最“非政治”、却又最触及政治核心的方式抗议邪恶中共——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2026年1月在退党网站公开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达120万7370人，累计三退人数至1月底为4亿5762万771人。

当胁迫不断加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自己从那套誓言体系里抽离出来——撤销、切割、划清界线，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精神上的退路”。

这种退路，正是《九评共产党》反复揭示的那条逻辑链条的反面：当一个政权靠暴力维持秩序、靠谎言维持合法性、靠恐惧维持服从，它最害怕的从来不是街头的喧哗，而是人心的退场——不再相信，不再配合，不再把自己的道德与命运押在它身上。三退信息的扩散，恰恰是在做这件事：把“被动隶属”的旧账，主动结清；把“集体宣誓”的束缚，公开解除。

一条全球新闻线：极权同温层在1月同时失血

1月5日，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委内瑞拉被罢黜的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在曼哈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美方行动的合法性争议也被推上联合国讨论桌面。

这不是一般的国际新闻，它向所有依赖“强人神话”维系统治的体制发出同一种信号：强人并不永恒，权力并不保险，盟友并不一定能救你。

紧接着，古巴的脆弱性以更“民生”的方式暴露。在更长时间的停电、更昂贵的食物与燃料、更难维持的交通和工资购买力之间，古巴社会正“蜷缩进生存模式”，而美国对向古巴供油的威胁、加上委内瑞拉政局变化所引发的供给链断裂，让这座共产岛屿的困境进一步加深。这恰是极权体制的共同命门：它可以把枪口对准人民，却无法用枪口点亮电网、修复货架、重建信用。

伊朗则把“恐惧政治”的另一面演到极致。在1月抗议遭镇压后，伊朗出现新一轮更广泛的突袭与逮捕，波及城市与乡村、学生与专业人士，并伴随法律程序缺失与通信隔绝。

国际特赦组织在1月的材料中也记录当局以高度军事化方式压制社会，并强调那是“数十年来最致命的镇压时期之一”。更具时代特征的是：美方在断网与镇压之后，秘密向伊朗输送约6000台星链终端，试图对抗审查与信息封锁。这场对抗，已从街头延伸到通信基础设施层面。

把这三条新闻线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共同点：极权同温层在同一月份同时遭遇“合法性压力”与“治理能力压力”。它们的反应也高度一致：对外更依赖盟友与宣传，对内更依赖镇压与封锁。然而，越是用恐惧维持秩序，社会就越会寻找“退出”的方式——哪怕只是象征性的退出。

这正是“120万三退”在同一月份显得格外亮眼的原因：它与国际极权震荡并不是简单并列，而像同一股时代的正气流在中国大陆的辉映。

如果把三退看作政治对抗，就会看错它的锋芒和光辉。三退声明最频繁出现的不是意识形态术语，而是“撤销”“清白”“平安”“不做陪葬品”“为家人留退路”。这些词在《九评》的语境里有个更直接的含义：当一个政权用宣誓把个人道德绑架进组织罪责，“退出”就是把道德所有权收回来。

许多三退的声明者强调“当年并非自愿”“学校集体加入”“超龄自动离队不等于内心撤销”。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自我法理：他们知道制度不会给你合法退出的仪式，于是用公开文本补上那道退出中共的手续——像在精神世界里做一次“注销登记”。这也是为什么三退越来越像一种身份再登记：不是去加入新阵营，而是从旧誓言中把自己剥离。

这类文本还有一个更尖锐的内核：它不再把问题归咎于“个别官员腐败”，而直接指向“中共组织本身”。声明者把大饥荒、文革、六四、疫情瞒报等历史伤口并置，把迫害信仰、打压宗教、社会监控、株连家属并置，把“人矿化”的恐惧与“活摘器官”的指控并置——它们不是学术分类，而是“伤害经验”的拼图：生命、尊严、信仰、家庭安全感，被看作同一套抵抗中共极权暴政统治的另类精神出口。

这正是《九评共产党》式写法最核心的判断：共产党之恶不在一时一地，不在某个政策失误，而在其以斗争哲学和组织暴力为骨架的体制结构——它需要不断制造敌人，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需要不断控制言论，才能让谎言继续充当真理；需要不断恐吓社会，才能让沉默替它投票。于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把退出定义为“拒绝被卷入罪责共同体”，它就不再是个人发泄，而是一种道德提升。

海外回声：公共空间里出现“可见性网络”

极权体制最擅长做的事，是把恐惧变成一种环境：让人自动降低音量、自动避开敏感词、自动为自己找理由沉默。而2026年1月海外出现的一系列行动，恰好在做相反的事——把被压制的话题挪到公共空间，让“退出中共的表达”本身成为示范。

1月，首尔江南游行：约2000人上街，高喊“CCP out”等口号，有人佩戴印着“灭共”的帽子，举着写有“天灭中共”的标语。同一时间段，人权组织HRIC的周报记录了“China Action”在柏林中国使馆外墙进行投影抗议的行动。

这些行动构成一种跨境“可见性网络”：当国内的沉默被强制，当海外的表达变得更公开，信息就会以新的路径回流——带回去的不一定是具体组织，而是一种心理暗示：原来可以不怕，原来可以公开说“不”。

而这正是三退声明里反复出现的那句结构性区分——“中国≠中共”的社会心理基础。

它不是抽象理论，而是许多人为了摆脱“你不支持我就是背叛国家”的二元陷阱，主动做出的语言切割：退出的是党组织，不是否定国家与民族；切割的是宣誓，不是否定文化与传统。这种精确化的对象界定，让“自我保护”在语言上获得正当性，也让恐惧政治最常用的指控失去着力点。

退出在增长，中共紧张及加剧迫害

如果三退只是“网上写写”，它不会让一个体制紧张；让体制紧张的是——有人在传播，有人在劝退，有人在把恐惧的墙拆出缝隙，正义与良知已汇成“三退大潮”。而三退大潮中最沉重的部分，就在这里：三退义工、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仍遭到残酷迫害。

公开资料方面，明慧网在相关统计中称：2026年1月获知至少4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并报告同月多起绑架、骚扰、抄家、罚款及迫害致死案例。（注：这里引用为“公开报导/统计口径”，并不等同于法庭可核验的证据标准，但其价值在于反映一个持续压制的趋势。）

这说明一个现实：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声明退出，从而获得灵魂自由新生的同时，执行“让人明白并敢退出”的人却可能在现实里付出自由甚至生命。

于是，“三退”在2026年1月呈现出更强烈的双重动机：一面是良知选择——拒绝继续背书；一面是风险管理——提前划清界线，不做陪葬品。你越恐吓，人们越要公开撤销誓言；你越要人沉默，他越要把“不再宣誓”写成文本留档。这种反向机制，正是极权“恐惧政治”最不愿面对的结局。

极权最怕的不是喧哗，而是人心的“退出”

极权崩塌从来不只发生在政变或革命的那一天，它往往先发生在大量普通人心里：不再相信那套宣传，不再把组织当成命运的唯一出路，不再把沉默当作安全，不再把配合当作理所当然。

委内瑞拉强人被押上纽约法庭的画面、古巴在停电与断供中“生存模式”的日常、伊朗用抓捕与断网强行压回沉默的镇压链条，都在提醒世界：靠恐惧维持的秩序，外表可以坚硬，内部却在失血。

而“120万三退”在2026年1月留下的刻度，指向的正是这场极权失血的另一种形态：人们用最和平、最个人化、最不需要组织动员的方式，拒绝把自己的灵魂继续押给一个以暴力与谎言维系统治的体系。

今天发生的是更深层的人类社会史的开端——当越来越多的人把誓言撤销，把界线划清，把“我是谁”重新夺回，极权最依赖的“默认同意”就会一点点崩塌。 这，就是《九评》指出的，共产党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人民不再把它当作自己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