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共产党来改变中国，现在充分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大纪元2023年11月05日讯】上世纪八十年代，准确的说六四事件之前，在有志于改造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加入中共，等手中有权力了之后，再利用掌握的权力改变中共，改变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融入民主世界的现代文明国家。李克强就是其中之一。但他的悲剧充分证明，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得知李克强猝死的消息后，李克强的北大校友、旅美中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表示“挺难受的”。

王军涛和李克强一样，都是1978年考进北大的，他是物理系的，李克强是法律系的。在校期间，他们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成了好朋友。王军涛回忆说，“在北大期间，李克强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高度认同的，他在大学期间就翻译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这本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的书，还写过一些论文、获过奖。这也给他在当官期间勤政爱民打下一个基础。”

但对于用什么方式改变中国，他们的看法和选择不同，后来走了不同的路。

王军涛告诉采访他的媒体，当时他们都想推动中国进步。文革结束后，他们都知道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很多罪行，中国的体制有很严重的问题。就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也都主张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

而文革十年，无论是科研事业、文化事业、领导干部层、经济等各方面都留下了许多空档，这些空挡都需要新一代大学生去填补。那么在这样一个空档期，李克强王军涛他们拿批大学生就有了机遇。

那个时候，他们面临一个重要抉择，就是怎么去改变中国。王军涛回忆说，“比如像李克强、张伟就说，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最大的发挥作用，我们应当进入到这个体制里头去，但是在共产党里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得要按照他的方式去说话、得接受他的一些规矩，但那时候在共产党里推动改革（我们觉得）是可行的。

那我和胡平（《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还有我们一大批北大的人，就认为要想真正的推动中国的变革，也许站在历史的合理方向上，站在权力的位置上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需要一些人承担一些风险。他们能够说出一些道理，讲出真理，然后推动社会的变革，但他们个人要承担比较多的个人损失，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条路。

应该说呢，我们（指和李克强）属于志同但道不合。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当时有什么冲突，只是觉得在不同的位置上来共同推动中国进步。”

但是，到了1989年六四中共开枪镇压爱国学生之后，像李克强这样抱着加入中共再改变中共和中国这种想法的年轻人又面临一个新的选择。“这一枪开了之后呢，实际上邓小平就没有回头路了，这时候中国再继续做官的，就有可能要跟着这个体制去犯罪了。当时，张伟、天津经贸委的主任赵志刚就开着车到北京，找到在中办工作的同学吴稼祥，向中共中央抗议，并且递交辞职信，跟共产党拜拜了。但李克强还决定继续留在里头，还想继续做事情。”王军涛说。

这之后，王军涛一直都在观察李克强有什么变化。他觉的李克强在骨子里“也很难说有什么变化”。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李克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时，他和跟胡平曾要求他关照被关押的郭飞雄律师。李克强“做了回应”，说明“他对政治迫害是比较烦的”。

还一个例子是，李克强上位的时候，中国只有1,000多万家老百姓小企业，到他卸任的那年已有4,000万家。这说明“他一直关心老百姓的生计”。

但从北大团委书记、省委书记再到中共总理，李克强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实现年轻时的理想了吗？他改变了中共和中国了吗？不用说，显然没有。连习近平走回头路他都阻止不了，何谈改变中共和中国？更可悲的是，他不但未能改变中共和中国，反倒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共改变了，甚至连自己的命都被这个恶党早早吞咽了！

王军涛提及到一个细节。他说，他和李克强之所以是朋友，就是因为他们对学术界一些新思想、方法论都比较关心。“那时候的李克强思想比较敏捷，而且谈风非常健，非常锋芒毕露。后来我看李克强在讲话这个一字一句的，大脑要斟酌好一阵子，我觉得这个官场怎么把一个才子给搞成这个样子……他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反正很不值。”

王军涛还总结道，“李克强确确实实是被这个制度给害成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你说他是鬼吧，他其实怀着一颗仁爱的心，但你说他是人吧，在那个制度下，他至少要背书吧，他不能制止，他听任了很多坏事的发生。比如在追查国际的网站上，他作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就是被追查的对象。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还有河南的爱滋病，实际发端于李长春，当时他在做省委书记，李长春是常委，他当然他没法动，他也建立了一些机制遏制了爱滋病的势头，但他并不能真的去处理这些责任人。

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胡平打了个比方，我们是讲直线救国，而李克强觉得拐一个弯，先进到制度里去，然后呢到了一个位置能做更多的好事，结果这个曲线还没走完，他人就没了，而且以这么一个方式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抱着改变中共和中国的理想加入中共的那批有志青年，后来大体上分化成了两部分。其中大多数可以说被中共体制渐渐同化了，堕落了，甚至成了贪官污吏。就像王军涛说的，“他觉得我不能改变制度，干脆就跟着这个制度一块去捞取个人利益。”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另外极少一部分人，虽然为官清廉，没有堕落成贪官污吏，但也没改变什么。不仅如此，“李克强至少没有制止中共政权做坏事，没有和坏事决裂，他反而附和、背书，这是一个悲剧。”王军涛说。

他们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体制就是一个大染缸，遵从的是逆淘汰机制，不同流合污者就会被淘汰出局，因此很少人不被他染黑；另一方面，即使是没被染黑，还想改变现状的高官，因为势单力薄，也无法跟庞大的体制对抗，为了生存不的不为中共背书，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李克强汪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最后我想引用王军涛的话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语：“我觉得李克强的悲剧，充分说明在80年代，一大批有为的中国人希望进入共产党体制里头，然后通过共产党来改变中国，现在充分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一定要退出共产党，在共产党之外，另谋中国的出路，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