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这不是杜撰，也不是小说，是我八十五年沧桑的人生经历。八十五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段记录了中共罪恶的历史。

我于一九三八年出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回顾我的一生，受时代的影响，大起大落好几次，受中共各种运动所害，我曾五次含冤入狱，枉蹲了近二十年的监牢，有道不尽的冤屈。

灰色童年——困长春

我也算个苦命人，出生刚两个月零六天，父亲就突然病故家中，剩下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艰难度日。幸亏母亲勤劳持家，靠摊煎饼、做豆腐脑维持一家生计。

一九四八年，我刚十岁，赶上了中共在所谓的国共内战中，采用的以平民死亡为代价的战术——“困长春”。当时长春归国民党管辖。由于八路军的围困政策，老百姓出逃想活命也被中共灭绝人性的枪毙，因此在国共双方对峙的七个多月中，长春有十多万老百姓因饥饿、疾病死于非命。虽然我们家靠朋友的帮助和一缸准备喂猪的泔水活了命。但十岁的我，亲眼看见人们为了填饱肚子，扒光了所有树皮，吃光了所有野菜，邻居家一家饿死在家中，路边的壕沟里堆满死孩子和还没死的婴幼儿。听大人们说在城里没有食物，想逃出去，八路军听到动静就开枪击毙，为了避免小孩子哭闹被发现，大人们只能狠心抛下骨肉。那种饥饿的折磨，和总能见到死人的恐惧，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印记。

黑色青年——文化大革命

因为家里穷，我十八岁進长春市一家工厂当学徒工，二十岁考取五级电焊工。一九五八年，在“大跃進”的宣传鼓动下，为了生计，我背井离乡去了新疆，考取八级电焊工，每月能有一些收入填补家用，为母亲分担压力。我想，只要我努力就能生活好转。可是事与愿违，一九六一年，新疆人反抗中共的暴政，我被迫又返回长春，回来正好又赶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看到家里吃不上饭，我从工厂买了两对轮胎卖，想挣点钱。结果刚卖完，当晚就被区公安局警察带走关押。我当时不服，觉的家里吃不上饭了没人管，我自己买的轮胎，又不是偷的，有啥不合法呢？结果被以态度不好为由，按投机倒把罪判了四年。四年刑满释放后，政府连这个罪名都没有了，我的行为又变成合法的了。但那时的官方没有人跟你讲理，政策也是一时一变，最后不管它多矛盾，老百姓只能自认倒霉，我白白蹲了四年。

出狱后，中共又出台鼓励全民办企业的新政策，我还是那个想法，我努力就能生活好转，就有好结果。我先后成立了铆焊工程队、电器承装队、汽车修配厂、机械加工厂，这几个厂子都由我负责管理，任命我为厂长。当年，就铆焊工程队和电器承装队这两个项目的利润就高达四万多元。我管理的这几项企业正在蒸蒸日上的时候，又赶上了最黑暗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运动一开始，全国大部份企业都停产闹革命，在厂里我是厂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长春市造反派的常委。当时，上班时间全天闹革命。所谓闹革命，就是把有名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揪出来批斗。我开始也没意识到在助纣为虐，后来批判刘少奇时，我觉的毛泽东在处理刘少奇的这件事上是错误的，因此我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二十年。

我入狱一个多月后，当时的妻子的单位找她谈话，让她跟我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否则开除公职。大儿子也受到连累，在学校被老师同学喊做反革命的狗崽子欺负。在政策的逼迫下，我在入狱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同意跟妻子离婚，所有财产归她所有，两个孩子归她抚养，当时女儿不满一岁。我的母亲因此悲伤过度，精神恍惚，直到咽气，嘴里还一直念叨我的名字……

因我没罪，我不服，在监狱内经常写上诉材料，但都被监狱扣押。一想到二十年难耐的光阴，自觉太冤，就据理力争。结果不但没给说法，反倒被当作批判典型，三次被关押小号，戴二十八斤脚镣子长达三、四年之久，成为犯人中的犯人。我也曾多次惨遭酷刑折磨，被毒打的几次昏死，至今身上落下多处疤痕。

那个年代，象我一样遭到迫害的家庭数不胜数，我在监狱里遇到的很多所谓的“反革命”都是被冤枉的，其中有一个叫郭某某的遭遇，我印象极为深刻，只因他在中国新年糊墙时不小心把墙上贴的毛××画像弄掉地上，无意中踩了两脚，被他女儿的两个同学看见并报告给学校红卫兵总部，于是他被戴尖帽游街批斗，被定为反革命，判了十五年。他在狱中自觉冤屈，经常喊冤，后被关押小号，最后被枪毙了。在那个时代里，有思维、敢说话的，都在一次次运动中被迫害死了。剩下的人们没人再敢说真话，都是随大流，随声附和。我也是在看到郭某某的死后，不再敢喊冤叫屈了。

一九七九年，我得以平反出狱。可与世隔绝了整整十一个年头，母亲想我活活想死了，两个孩子随娘改嫁，更名改姓，好端端的一个家被中共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就想不明白，我就想过上好日子，就是说个真话，怎么越努力越没好结果呢？

彩色中年——三進三出和事业巅峰

出狱后，虽然连当时的钱都不认识（狱中的十一年里钱都换版了），但我很快就找到生活的出路，并再次组织了家庭。

但是我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它的政策朝令夕改，又使我深受其害。在我二女儿刚出生不足满月时，区工商局“严打办”以受贿罪将我带走关押。原因是一九八一年我帮两个校办工厂卖出了积压的钢圈和发动机，解决了校办工厂产品积压没有经费开支的困境，他们奖励我一万多元。八十年代，运动的方式变了，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名义了，变成各种名目的严打。其实按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长春市实施的很晚。我被收容关押半年，新政策明确我不构成犯罪，才被释放。可恶的是，这同一件事，在一九八四年的运动中，不知是为了凑数还是为了完成指标，我又被旧事重提，被区法院带走关押。虽然新政策明确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也要关押。

一九八五年初冬，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因为我帮长春市某百货商店购买三百条毛毯，得了三千元奖金的事，又被区检察院人员侯××带走。我没有罪，无故被抓，跟他吵了几句嘴，他的父亲是区法院院长，就这样，没经过法院审讯，将我关押两个月后，直接给定为受贿罪，从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好在后来遇到贵人，我保外就医才又重获自由。

其实，那些年我对共产党始终憋着一口气，憋着一股劲儿，总想你越是迫害我，我越要让你看看，只要我有自由，我就是好汉一条。到九十年代，我不仅大展拳脚，还名利双收，从曾经的阶下囚变成了政协委员，人大特约代表。本以为从此政策稳定了，共产党变好了，可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又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共产党就是搞运动整人。

九十年代初，我曾陪同我表哥、表姐和她的孩子们参加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传功讲法班，我亲眼见证李老师没用几分钟就让我瘫痪六年、用担架抬去的表姐坐起来了，后来又站起来了。那个奇迹让我对法轮功的神奇赞不绝口，深信不疑。可惜我那时忙于事业，顾不上气功。

虽然中共媒体每天铺天盖地的污蔑法轮功，但我有亲属炼法轮功，我知道他们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事，是好人，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让我知道，这又是中共的恶意造谣、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老把戏，跟文化大革命时很相似。看到很多炼法轮功的人都被抓，被判刑，虽然我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但跟谁都敢说：法轮功学员没毛病，都是好人。共产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黑白迫害好人的事我见的太多了。

觉醒的晚年——希望

虽然我那时忙于事业，对气功不感兴趣，但是惠普金融政策，把养老钱都借给一个知名企业助力他发展金融贷款业务，同时自己合理合法的赚点利息，可是后来政策收口，又来个不分好坏的一刀切，当年各大政府领导来站台的这个企业转眼变成非法集资的平台了，老百姓的钱血本无归，到现在，法院判决都几年过去了，政府一分钱没给兑付，我们去集体上访，结果等来的都是武警出动，武装镇压。

我痛恨自己一生被中共所害，却在它的宣传洗脑下，总对其抱有幻想。当我看了《九评共产党》后，才被彻底唤醒，也更让我看到了中共始终没把老百姓当人，看清它的邪灵本质。《九评共产党》说的太对了，好多事我都亲身经历过，可是还有太多事实被中共掩盖篡改，欺骗着未曾经历过的人们。

虽然早有人帮我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但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再次郑重声明：我不仅退出它，远离它，跟它划清界限，还要祈祷它赶快倒台，因为它编造出的那一小撮敌对势力，无论是从前的反革命、右派、走资派、当权派、还是西方反华势力、邪教、可恶的资本家们，都是它愚弄百姓、欺骗中国人的把戏。

我是深受其害一生的一位耄耋老人，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唤醒更多的中国人，不要再被中共粉饰的太平和假装的繁荣蒙骗，希望中国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待宰的羔羊，赶紧脱离它，退出它的一切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

我晚年的愿望就是想去美国，在这个有言论自由的发达国家，以我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的这些罪恶。孩子说把我的故事发表在明慧网上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很高兴，就让孩子代笔写下了我的故事，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能看到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也祝愿法轮功修炼者们早日沉冤得雪，希望大法师父早日荣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