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8月04日讯】【编者按】这是一个大善与大恶共存的时代，善与恶的价值观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针对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选择从善、发声制止，还是漠视、与魔鬼为伍，是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该文记述了一个让人心痛、让人思考，最终让人获得勇气站起来的中国人的故事……

（大纪元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29年前，一场命运的操弄，把一个天真无邪、活泼阳光的青年卷入一场惊涛骇浪之中。从此，这位拥有优越生活环境、仕途坦荡的年轻人，背负沉重的良心包袱，在负罪的阴影中隐姓埋名地生活。29年过去，当年的那位阳光青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板荡？

2015年2月一个最寒冷的日子，我执行一项事先并不知情的采访任务，在多伦多一栋随处可见的公寓楼里见到了这位受访人，那时，他以匿名方式公开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8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相遇，他终于鼓足勇气，公开现身，完整地披露了至今还在继续的惊天罪恶……

他的名字叫郑治，下面是他的自述：（文内有活摘细节过于血腥，慎入）

第一部分 进入沈阳陆军总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有一栋六层楼高的商住两用大楼，一楼是商铺，二楼以上是住宅。那是一个繁华的街区，当地有名的东昇诊所就在这栋大楼的一楼，诊所的主人就是我父亲，大家都称他郑医生。

我父亲在当地颇有名气，退休前是153医院职业病科主任，是医院技术权威人物，他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还被收入中国首部“寻医问药台历”。全院上、下员工见到他都毕恭毕敬。

我父亲退休前就开了东昇诊所，我家有祖传中医，擅长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如结肠炎、哮喘等。那时，诊所人来人往、门庭若市，门前常常停满市政府和军区的车，当地市政府官员和军区官员常常带着司机、助手来诊所看病。

我家就住在诊所的二楼，我父亲是典型的东北汉子，热情、豪爽、好客，社交广泛，来往的朋友很多，来人就摆一桌，要么在家里摆，要么到对面的饭店。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当地市政府、沈阳军区好几位高级别的领导都是我家常客，与我父亲交情很好，那时候家里特别热闹。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和两个姐姐都很宠爱我。别看我现在这么内向，我以前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唱歌，朋友也多，经常和朋友出去吃饭、唱卡拉OK。那时，我在大连陆军学校读医科，周末时常有军区的小车接送我，大门站岗的士兵都认识我。有时候和同学翻墙出去吃饭，回来时，站岗的士兵一看是我，就放我进去了。

在当地，我家算是有一定地位的，我家要办什么事，基本上只要一个电话就搞定。

1994年我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当时放假在家，等待找实习单位，没事我会去诊所帮忙。

有一天，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军官老福来到诊所，他一见我就说：“嗯，小治，你怎么在家？”

我父亲告诉他：“他正在找实习单位，能不能帮他找一个？”

“行、行、行。”老福连说三遍。

沈阳军区有好几家军队医院，都属于军区后勤部管辖。老福给我选了一家最好的医院——沈阳陆军总院。几天以后，他直接把我送到沈阳陆军总院，当天就办好住宿手续。原来他提前就办好一切手续了。这要是别人，连审批都需要几天。

沈阳陆军总院（现北部战区总医院）就坐落在沈阳市，是东三省的顶级医院。能进这家医院工作、实习，都是有来头的，这点大家心里都明白，从不互相打听对方的背景。

我是军区后勤部的军官直接送进来的，在这里更感受到十足的优越感。那时，实习的科室都由我挑选，我选择了普外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这些都是医院的热门科室，也是医院最挣钱的科室。

在医院里，并不是每个实习生都有机会上台做手术，因为带教医生要担当风险。但是我到每个科室都有很多机会上手术台，大家都知道我有背景，医生也希望跟有背景的学生接近。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特权社会，这在沈阳陆军总院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地方，只要有钱，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在陆军总院，光有钱，没关系还不行。

医院的病人都是那些军区指战员或当地政府官员。那时，无论在哪个科室实习，经常有军官请吃饭、送礼，还有红包。那时候的礼物都是些杯子、丝巾、烟酒之类。我作为实习生，查房的时候，病人会私下给我一两百块钱红包。其他医生拿的更多，但到底多少不知道。当时我家条件比较好，我通常不要红包。

那个时候，地方打架斗殴的事情很多，但从医院走出去的人都比较威风，没人敢欺负。很多在这家医院看过病的人都会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以后能多多联系。后来我也结交了一些当地各行业的朋友。那时候，我家有什么事，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办好。

这家医院有器官移植，那是全国都有名的，很牛的。我记得在心外科实习时，当时深圳有一个富豪，他特意坐飞机到沈阳陆军总院换心脏。不过，那时还没听说过“活摘”这个名词，这个富豪等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匹配的器官。还有沈阳军区一个高级军官要换肾，等了3年都没有等到，都是靠透析维持生命。

那时，医院有很多人在排队，换器官是很难的。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器官很难匹配。

第二部分 参与活摘器官

秘密军事任务

后来我转到泌尿外科实习。有一天医院突然接到沈阳军区的电话，说是一个军事命令，要求医务人员马上上车，去执行一项秘密军事任务。

当时大概是下午时间，大家刚吃过午饭。科主任开始点名，医生、护士共6人，2名女性，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3名男军医，我也被点名。

没被点名的医生、护士被要求离开；点到名的人员则被要求留下来。然后科主任命令：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必须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亲人、朋友；任何人不得碰通讯工具。

电话机就摆在桌子上，当时，我很想跟家里打个电话。但这是秘密军事行动，谁也不能说。

然后，我们6个医生、护士马上集合，上了一辆被改装过的面包车。

我发现，医院出动了2辆同样的面包车，我们上了其中的一辆。我不知道另一辆的情况。在面包车的前面还有一辆军车，军车的门没关，里面是拿着枪的士兵。

当时，我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车子马上启动，军车在前面开路，出了陆军总院，就上了高速公路。开路的军车打着警灯，呜呜地叫，高速路上所有的车都让道，车子飞速前行……

一路上，大家一脸严肃，谁也不说一句话。车内四周已用淡蓝色布帘完全封闭，一路上也不让看外面。透过布帘的缝隙，我看到前面副驾驶座上坐着带枪的士兵。

过了一会儿，车开到靠近一栋建筑物的地方停下来，大家下车。我发现，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山，建筑物的周围有穿军装的士兵站岗。有一个军官走过来接待我们，那位军官说，这是离大连很近的一个军队监狱。

活摘肾脏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住在当地军队招待所，那位接待的军官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在饭桌上，那位军官对我们的负责人说，明天取的器官健康、鲜活；还说，是一位不到18岁的青年，他的父母曾花费一万块钱把他送到军队。

晚上回房间休息，我发现我们的房间外面有士兵站岗。

第二天早晨，我和一个护士随2名军人到监狱里去采血。器官移植需要对血型，怕搞混。

取血回来之后，大家全都上车，车子很快启动，开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停下，大家都安静待在车上，谁也不说话。

透过虚掩的门缝，我看到，车子周围全是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所有军人都是脸朝外，背朝内。

我和大家在车上等着，不许有任何动静，气氛非常严肃。我发现，面包车后面的门没有锁死，是虚掩的。

过了不久，突然有人敲车门，随后门被推开，有4个体格强壮的军人押着一个人过来，上车之后，把那人平放在黑色塑料袋上面。车上早就铺好了一个特制的黑色塑料袋，大概2米多长，很宽。

我一看，这是一个年轻的男生，他的两只脚被牢牢地捆住，那是一种特制的、类似于纤维的、很细的绳，绳已经陷到肉里。他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他的脖子上也绕了一根绳，跟后面绑着双手的绳连着。只要踩着他背后这根绳子，人就起不来，人一动，就勒住脖子，人没法起来，挣扎不了。

这时，对面的医生告诉我：踩住他，不让他动。我按住了他的腿。我发现，他……的体温是热的，他……的喉部、正在流着鲜红色的血，整个喉部被血流模糊，看不清伤口的形状……

记者：郑治1个字、2字艰难地讲着，几乎讲不全一个完整的句子，他双手十指紧紧地抓住胸前的桌子边沿，身子横向移来移去，站起来，又坐下，然后半弯腰，半站半坐；他的脸型扭曲，双眼睁得老大，惊恐地看着我，又看着窗外，极度惊恐又无助，嘴里反复说着：“太恐惧了，太恐怖了……”

访谈进行不下去，我们被一种极度恐怖的气氛包围，时间仿佛静止下来。过了好一阵，郑治才开始断断续续讲下去：

这时，行动开始，在护士的协助下，所有医护人员迅速穿好手术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只留2只眼睛。我是助手，负责剪动脉、静脉、输尿管。

护士长很快用剪刀剪开他的衣服，然后在他的整个腹部到胸部，用消毒液大面积消毒3遍。

这时，其中一个医生拿着手术刀，从他的剑突下（胸骨下）作切口，一直划到脐部，做一个大切口，他的整个腹腔被打开。瞬间，血啊、肠子啊一下子涌出来……

另一个医生迅速把肠子推到对面，很快就取下一侧肾脏；对面的医生迅速地取下另一侧的肾……

随着手术的动作，我看到那个躺着的、可怜的人，他的腿在抽搐，他的喉部在动，但是已经发不出来声音……

“快，剪动脉、静脉！”医生对我说，我拿着剪刀，对着血管剪下去，哗，血一下就喷涌而出，我的身上、手上喷的全是血……

这血还在流动，证明人是活的。这太可怕了……

医生的动作非常熟练、速度非常快。很快，两个肾脏都取出来了，肾脏已经在医生手里了。医生用生理盐水冲洗肾脏血管，以防止血管粘连；另一个护士拿着一个恒温盒，2个肾脏冲洗完后放在恒温盒里。

活取眼球

此时，对面的医生让我取眼球。

当时我坐着，我向那人的脸部看去……天啊，他正睁着一对十分恐怖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眼神，看着我，正看着我……

恐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怖。他正看着我，他的眼皮还在动，他是活的……

此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太恐怖了！我吓坏了，我全身僵直、发抖，虚弱无力，我已经不会动了。

难道是他？我想起头一天晚上在招待所时，那位军官在饭桌上对我们负责人说：不到18岁，是个非常健康的活体。

太可怕了，我对那位医生说，“我做不了。”

这时，对面的那位医生，马上用左手手掌把他的头狠狠地摁在地板上，2个手指把住他的上眼皮，右手拿止血钳一剜，整个眼球就出来了……

我呆在那里，我在发抖，全身是汗，已经虚脱了……

等待活体器官

这时，一个医生敲了一下隔板，副驾驶位上的军人开始用对讲机呼叫。很快，后面车门进来4个军人，用一个2米多长的黑色塑料袋把那个人整个套住。此时他已经不会动了，军人把他拖到车门外停着的、一辆带蓬的军用卡车上，开走了……

“把他送到哪去？” 我问。

“很快处理掉了。”一个医生回答。

“砰”地一声，车门快速关上，启动。护士迅速把所有的手术服、手术帽、橡胶手套收拾好，放在一起，等待回去销毁。军车晃着警灯，鸣着笛，在前面开道，面包车以特快速度往回开……

回到沈阳陆军总院，有2个手术室的灯正亮着，那是正在手术启用的标志。我们很快把器官送到手术室。此时，手术台旁边已经站着另一批手术医生，他们早已准备好。

当时，我全身软弱无力，已经不能再做任何事。科主任还想让我上手术台，锻炼锻炼，但看到我的情形，就让我在一边休息。我在旁边坐着，隔着几米的距离，我能看到那些医生正在做器官移植手术……

精神几近崩溃

手术结束后，大家一起到一个高档饭店吃饭，所有人都一言不发，闷头喝酒、吃肉……

我木然地坐着，活摘器官现场的一幕幕，就像电影一样，不断地浮现在眼前，我全身细胞都处在恐惧之中。看着眼前的大鱼大肉，我只想呕吐，什么也吃不下。

我向主任请假，要求回家休息，主任同意了。我连宿舍都没回，直接回家了。

我开始发高烧，我妈妈问起怎么回事？我不敢说实情，只是简单地说参加了一个手术。我妈妈以为只是普通的外科手术，并没有当回事。我不敢跟家里任何人说起，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眼前显现的都是那个恐怖的场景：那个用淡蓝色布帘封闭的面包车内，所有人都穿戴着白色手术衣、白橡胶手套、白帽子、白口罩，只有2个眼睛露外面……护士举着强光灯往下照射着……底下躺着一个年轻的生命，我们的同类，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正被活体摘取器官……他的那双眼睛，那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的、恐惧的眼神，就那么恐怖地看着我……看着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快要疯掉，整个人要崩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多年的心灵挣扎，那种恐怖的记忆仍然无法抹掉……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体验那种痛苦。多少年来，我不想去触及，有意回避它。只要一提起这件事，我就无法自持……

一方面，我的内心极度不安，亲眼见到鲜活的生命遭受虐杀，我承受不起再刺激，我不想再提起；另一方面，我担心被中共追杀，被灭口……无形的精神压力，使我痛苦不堪……

从那以后，我不想与任何人接触，不想接触社会，我变得非常孤独。

记者：2015年那次访谈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半，历时7个半小时。过程中，郑治时不时地泪眼模糊，但全程没有哭出声过。

在离开之后的几个小时里，郑治每隔5分钟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他担心我的安全，担心我被特务追杀，反复叮嘱我：“不能报，不能跟任何人说起。”我感受到他的善良和体贴，也被他的恐惧深深地带入，仿佛我变成了他，也成了活摘器官的参与者，我惶惶不安，什么也做不了。

5天后，我终于决定完成手稿，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郑治最终也同意发表，用化名乔治。为了避开坏人寻找到蛛丝马迹，我们开车在多伦多市转悠，找了好些地方，终于找到一个空旷地。那是一个冰雪覆盖的草地，在昏暗的天空下，我拍下了他的背影。

文章见报前夕，他要求我帮助他离开加拿大，他担心被特务追杀。就在我把一切安排就绪时，他突然告诉我，护照过期，需要一个月才能办理好。

8年后的今天，郑治又坐在我的面前，尽管眼神仍然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平静、坦荡。他告诉我这8年的生活经历，也爆出了更多的黑幕……

第三部分 花园下面的秘密

离开陆军总院

当时，我去陆军总院实习，军区有意让我留在医院工作，所以全面培养我的工作能力。军队医院待遇很好，收入相当高，在地方又有优越感，能留在军队医院工作是件美事，当时沈阳军区的几家医院都随我选。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的人生非常顺利，我以为社会都是很阳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我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看到军队医院的黑暗，军队里面真的太黑暗了。

那时，整个军队我都不想介入，不想去任何军队医院工作。后来，我到了兵器工业一家医院工作，在辽阳市的153医院做内、儿科医生。

自从参与那次活摘器官以后，我一直处于一种恐惧状态，可以说，我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离开陆军总院的。虽然离开了，但恐惧一点也没减轻，时不时地莫名其妙地恐惧。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2002年的一天，我去沈阳陆军总院看望一位军区领导，这位领导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常去他家。他有肾病，很消瘦。那天我陪这位领导在陆军总院做体检，体检完之后，医生会诊说要换肾。

当时在走廊，陆军总院一位军官侧着头，跟这位领导说：给你挑一个保质量的，鲜活的，法轮功学员的。

此时，我才知道，原来法轮功学员是被活摘器官的对象。

后来，我陪这位领导回家，当时，他征求我的意见，到底要不要换肾？我说，别这样，那不是杀人吗？

这位领导知道我曾参与过活摘器官。他停了一下，随后用特别严肃的表情看着我，用手指着我，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当时，我特别震惊，本因为参与活摘器官那件事就已经很恐惧，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更恐惧了。

后来，这位军区领导听了我的话，他没有换肾脏，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直到2005年之后才去世。

湖北公安厅后花园地下有人体库

2002年我申请了一项专利，发明了一次性可降解卫生坐垫。2005年我在北京，正洽谈专利产品的生产合作事宜。那时候住在北京，接触到很多政界、商界人士。

当时对我这个专利感兴趣的人很多，那时候是萨斯病过后不久，大家都怕得传染病，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产品。医院、航空、铁路、酒店、个人都需要，市场很大。我同时还在设计生产设备。

在北京有一些和我家交往深厚的人，有一位女士有胃肠炎，西医治不好，90年代一直是我父亲给她看病。我们俩家关系很好，她的女婿是一位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亲信，能接触到很多高层人物。在家里，我们都戏称他为“亲信小姐夫”。

那时候，我姐姐和母亲都陆续出国了，只有我一家三口留在北京，这个“亲信小姐夫”有时会在周末来看我。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谈到法轮功的话题。我跟他说，在东北，法轮功被迫害得很严重啊。

当时，他什么话都没说。送他走的时侯，他突然转过身来，目光直直地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在、湖、北、武、汉、市，湖北公安厅后花园的地下，关满了法轮功学员，有未、成、年、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去过那里。”

当时我不敢说话，也没有回应他，心情特别沉重。

送他走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我要离开中国，我要把这件事情带到海外。

那个专利是我用一年多时间发明出来的，当时都已经到了洽谈市场投资的事情，有人急需要投资，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利润太大了。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已经明白，什么专利、什么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比起生命来说，钱这东西太轻微，多少钱都没有什么意义。

第四部分 出走海外

泰国之行

我在2005年底出国。当时选择从北京出发，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个时候是带着太太和孩子，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飞到越南河内。一位越南留学生帮助我过关，又帮助在河内安顿一些日常事务。我在越南只待了2天，之后就到了泰国。

在泰国，我们一家受到联合国的保护，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年半多时间。

在泰国也经历很多事情，我的一位邻居是异议人士，泰国警察直接把他抓进监狱；泰国中使馆的人经常直接威胁泰国华人。泰国的媒体亲共，报纸上面登的都是中共领导人的新闻和讲话。在泰国的街头，有人打着五星红旗晃来晃去。

那时候就知道，其实海外并不是那么安全，中共在海外渗透非常严重，在泰国就有大量的中共特务。那段时间，我同样处于恐惧状态，恐惧感一点都没减轻。

落地加拿大

我于2007年9月来到加拿大。因为有了泰国的经历，到了加拿大以后，我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到达加拿大之后，并不是事事都顺利，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就蹊跷地遭遇了一场车祸，当时腿和腰部都受了伤，有一条腿在之后的几年时间走路都是瘸的。这件事情又加深了我的恐惧。

在多伦多，我开始关注媒体，我发现，大多数中文媒体都是被中共渗透的，上面的内容感觉都是亲共的，这些媒体我去爆料肯定是不安全的。

在加拿大的那8年时间，我也一直在关注大纪元的报导，我在寻找一位最安全、最适合报导的媒体。

这段时间，其实我是在一种非常苦恼、非常纠结、非常彷徨无助的状态下生活，经常处于一种深深的绝望、无助之中……

我历经艰险来到国外，希望曝光活摘器官事件。但是，如果选错了媒体，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不但有麻烦，还有可能活摘器官事件根本就报导不出去。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恼，心里装着这么多秘密没法爆出去，还随时处在危险之中……白天恍恍惚惚，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总是做噩梦，一种莫名的恐惧伴随我，总是有一种紧张和不安，日子过得真的很痛苦……

匿名曝光活摘器官

2015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大纪元曝光活摘器官罪行。

那时，当记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像见到亲人，就像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同时，我又极度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万分勇气，终于走到这一步，决定曝光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媒体真的会报导出去吗？一旦报导后，明天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当时，那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像到了悬崖边，悬崖还有退路，我连退路都没有，前路、后路全部断了……

一般人想像不到中共有多邪恶，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它没有法治，没有法律程序。这一屋子的人，也许其中只有一个人可疑，或者对他们有威胁，它会把整屋子的人全都杀掉……株连九族，你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给你挖出来，都受连累，很邪恶的。

那个时候真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真是……讲实话，我每说一个字，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做“生死抉择”，不知道这句话说出去的后果是什么。那种极度不安，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是多么孤立无助，我很想站起来，我很想移动，但我不知道是该去扶住记者，还是扶住桌子……

那次，终于很艰难地完成访谈。谈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把身家性命全抛出去了……那种心情……真的是无法形容的，那时候真是很害怕。

第五部分 公开现身 揭露活摘罪行

记者：时隔8年，郑治决定公开身份，他告诉我，主要是因为最近看到一条消息，2019年，哈尔滨市一位法轮功学员张秀琴遭受活摘器官，她临终留下的证词最近曝光。他被这件事情深深触动……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实在太大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必须站出来。作为一个活摘器官现场的亲历者，我知道那有多么惨，一般人想像不到，那有多惨……

宰杀中国人，盗取器官卖钱，这是彻彻底底的罪恶，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实在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站出来，公开曝光活摘器官这件事。

活摘器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军，所有的军队医院都参与了，而且数量相当庞大。

我在海外隐姓埋名16年，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恐惧、徬徨、苦闷和绝望，现在公开身份，曝光活摘罪行。我知道中共很邪恶，要说完全不担心中共报复，那不现实，但我将坦然面对一切……

要知道，在中国大陆，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明知道监狱酷刑，明知道精神可以崩溃，肉体可以疲惫，但他们依然坚持把真相告诉民众。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坚强的信念，激励世界上每一个人。

加拿大是民主国家，是法治国家，这里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作为人，作一个有最基本良知的人，我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

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人民，它不是一个政府，是一个犯罪团伙。我想对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人说，保留证据，等到对共产党清算时，为自己赎罪。

我会妥善保管手中掌握的证据、证人，等共产党倒台时，等到大审判时，我会把全部证据拿出来作证。

这么多年来，我背负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不管承受了多少悲伤，经历了多少次绝望，我依然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类一定会审判中共恶魔犯罪集团！

【后记】

法轮大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法，1999年7月，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中共国家机器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当时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有上亿人。

2000年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呈蘑菇云式的爆炸性增长。加拿大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作者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2016年6月24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表示，他和另外两位中共强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作者，在对中国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医院的相关数据分析后认为──中共每年移植手术量达6万到10万例，而且是更倾向于较高的数字。

他们发现，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远远快于美国。根据美国卫生部报告，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心脏移植约为0.6 年。在中国，中国医院官方网站普遍保证1～2周内就能为病人找到器官供体。

解放军第二医院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网站称，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沈阳）称，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拥有移植的器官配型非常不容易。据明慧网报导，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从媒体报导上看，大陆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亲属的配型概率大概在20%～30%之间。

美国的“全国骨髓捐赠计划”（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网站上有提供一组有关HLA匹配的数据，大概4000个捐赠者中有200个成为潜在的供体，而在这200个潜在供体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个病人。如果以潜在供体来算匹配概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准确的匹配要求来看，那就只有1%了。

麦塔斯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死刑犯的数量解释不了中国大规模的器官手术来源；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每年死刑犯数量满足不了每年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的需求，“我认为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在2000-6000人之间。我的意思是，中国死刑犯每年不可能是100万或者10万人。”

值得庆幸的是，本文通过对一位活摘亲历者的采访，揭开了中国移植非法器官来源的一角，我们期待这个采访可以鼓励更多人站出来，向世人揭示中共活摘罪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