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战事不利，蒋介石预知不祥，开始著手制订「抢救学人计画」。

据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蒋介石派三架飞机，运输这些北平的著名学者，打算经南京转赴台湾。胡适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到达后，他拉开一架舱门是空的，拉开第二架又是空的……胡适一个人在机场嚎啕大哭。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也是千古一叹。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胡适似乎已经预测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名单上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八十一名院士，有五十九位选择留下来，只有二十二位选择离开大陆，其中十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

一九四九年，为他们的人生划上一道深刻的分界线。

胡适：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中共也积极地想拉拢他，毛泽东还给一个口信：「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当时曾是胡适高足的吴晗，被中共指派为说客，吴晗找人面见胡适劝他留在北大，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对来人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转告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一九四九年五月，已投奔中共的时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与胡适私交甚好的陈垣也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劝其「正视现实，应该转向人民」。胡适心志没被动摇，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早在一九一九年，胡适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一九四六年，胡适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中，就论及了世界上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性质，一类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类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它们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一九五零年，胡适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回应陈垣，对陈垣选择留在大陆表示「甚可怜惜」，并称这封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自由」。

只是胡适的部分家人对中共就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当时，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的小儿子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甚么有害共产党的甚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表示要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让儿子明白共产党真相，只好随其自便。

二十世纪的五零年代，中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的运动，胡思杜那时也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但一九五七年，胡思杜就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一九六二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胡适父子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命运。

傅斯年：延安之行让他更看清共产党

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他对苏联和中共一直没有好感。一九三二年他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他曾说：「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抗战后期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曾来到延安，傅斯年还与毛泽东单独交谈一晚。黄炎培称延安之行是「如坐春风」，但傅斯年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

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

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著清醒地认识，傅斯年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至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一九五一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坚拒了傅斯年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大陆，次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但文革期间，傅乐焕被视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最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钱穆：从毛泽东的南下布告中读出天机

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钱穆，是另一位对共产党有著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

一九四九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博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毛不能涵容万有之语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

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但他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一九五九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和侄子钱伟长写信劝他回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朋友冯友兰、朱光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

「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钱穆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陈寅恪文革中被迫害  自喻处境如死囚

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一九六五年，刚刚从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熬出头的中国，人们想当局应该总可与民休息、太平几年了。但当时陈寅恪已在为国势危急而忧心如焚了，他于一九六六年《丙午元旦作》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文革浩劫突兀而降，神州再度生灵涂炭，他的预言竟成现实。

虽未离开大陆，但他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未向中共低头。因此，文革开始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被停发工资，存款冻结。

他家还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口头交代「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吴晗被斗死  遗物只有满是血迹的裤子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摧残为三千年来所未曾有。

劝说胡适留下的吴晗曾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以接收大员的身分掌控了北大、清华，一时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结语

一个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命运。与吴晗、陈寅恪等一样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们，绝大多数都没有逃脱中共的魔掌。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曾有机会逃离，并继续在学术界创造辉煌，可惜却被共产主义的谎言蒙蔽了双眼，不幸地成为中共的牺牲品。

中共至今仍在编织美丽的谎言欺骗著世人，受毒害最深的当然还是中国人民。历史的教训仍在眼前，但仍有人相信中共而愿作其犬马，那等待著他们的会是甚么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