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3月17日讯】（大纪元专题部记者易凡采访报导）董罗彬，原是中共外交部外派到新西兰的一名雇员，曾在奥克兰中领馆工作。然而，2018年5月的一天，他从中领馆内成功出逃，并向新西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在新西兰领土上，他国政府雇员出逃，自冷战以来这是第一宗案例，到目前为止很可能也是唯一一宗。

时年34岁的董罗彬在奥克兰中领馆从事后勤工作，虽然职务不高，但是待遇优厚，外表光鲜。作为一名年轻的80后，为什么要“出逃”？董罗彬在刚刚逃离之时曾接受大纪元专访，但是出于安全考虑，该报导被搁置。直到日前，他才决定公开他的这段经历。

目睹教会遭武力镇压

1984年，董罗彬出生于中国河北的一个农村。由于受家庭影响，他从生下来就是一名天主教教徒，然而，中共对宗教信仰的限制甚至镇压，给他造成极大影响。

他回忆说，在他5岁那年，他所在村子的忠贞天主教教会（地下教会）遭到中共政府的武力镇压，非常惨烈。

他说：“由于历史的传承，我们村有8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我们村之所以遭到镇压，是因为中共要把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都归属在其‘三自爱国教会’控制下。他们想把我们现有的、西方传教士盖的教堂拆掉，重新盖一个政府认可的教堂，神父也要换成政府指派的。但是村民都不同意，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他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就找借口把教堂强拆了。”

所谓“三自爱国教会”，是中共宗教事务管理局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宗旨是“自治、自养、自传”。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教必须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与国外的宗教团体毫无关系的宗教组织。

“其实大家都明白政府这么干是为了什么。大家不去，他们就拿各种原因要挟，于是就产生冲突，他们就开始镇压。刚开始来的是武警，但他们没想到教友人多，又齐心协力。他们马上改派军队过来，实施宵禁，把整个村给包围了。只允许进，不允许出，你要出来就拿枪打你。”

“那时我才5岁，但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当兵的让我们把手背过去，坐在台阶上，一动不许动。我们眼看着武警和当兵的打教友，包括神父和会长。白天用砖头和棍棒打。晚上只要出来就开枪。有一个人中了好几枪，最后跑到猪圈里才活了下来。他现在还活着。”

“当时有一个神父，教友都想保护他，当兵的就在神父的院子里打这些教友。打瘫了无法动弹的就直接往上撂，人堆人。有被打死的，也有致残的，鲜血都从院子里流到了外面。”

“等我二十多岁时，听那一辈人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才知道，医院当年还接到命令，不许医治这些被打伤的教友。有一个教会的会长本来可以治好，可是中共知道这个人是带头反抗的，所以就迫害他。那个会长最后变成了植物人，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年直到去世。这个会长我见过几次，几乎是皮包骨。”

董罗彬表示，那时候由于他年纪小，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长大之后才真的明白。这些事情在他们村子里口耳相传，但是外界知道的寥寥无几。

他说，由于他的宗教信仰，他从小就是在受压迫中成长起来，而且越大越感受到人性受到压制。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们去教会都只能去别人家里，不能正大光明地参加。神父做完弥撒都要匆匆地走，不敢逗留一刻，还要走后门。一到圣诞节、复活节或重大节日，村子里的神父都会‘被喝茶’。我们不得不找其它教区的神父，深夜把神父接过来做弥撒，即使天气很冷。”

“不仅如此，我所接受的这些普世价值，如博爱、仁爱、为他人着想、原谅你的仇人，当我步入社会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些价值观完全不能被社会接受。相反，人们反而认为你有问题。”

“这种压抑，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在毫无隐私的环境中活着

大概是2012年，在董罗彬28岁的时候，他因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险些被捕。

“有一次我在QQ上发表文章，关于教会以及中国社会问题现状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发出去的。夜里快12点了，我忽然听到家门口有很多车，有关门、下车的声音。我本来都躺下休息了，忽然脚底冒汗，当时我就意识到有危险。”

“但他们并没有抓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村里的一个长者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们本来打算要把我抓走的，就因为我发的文章。但这位长者当时替我担保，我才免遭此劫。那时我才明白，互联网真的没有自由。”

“后来有微信了，我也会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却发现很快就被删掉了。刚发布几个小时再看就没有了，甚至自己写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没有任何隐私。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离的种子。那时，这种出走的心就已经很强烈了。离开中国，时不时的我都会这么想。”

中领馆墙内的互相监控

因缘际会，2016年董罗彬到了中共外交部下属的服务中心工作。那时他就在心中暗想：迟早一天要通过他的行为让中共丢脸。工作两年之后，董罗彬被外派到新西兰的奥克兰中领馆。

2018年3月，董罗彬抵达奥克兰。一出机场，他的护照就被领馆的人没收了。到了领馆仅吃完一顿饭，上级立即对新来人员宣布“纪律”——不允许单独外出，至少三个人以上才能出行，还要互相监督。

董罗彬解释说，“两个人都不行，只有三个人才能相互制约。我每次外出都是四五个人、五六个人，甚至是几十个人，永远是群体活动。”

“出来以后还不允许和外界的人接触，一旦发现后果严重。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被在‘全馆’（全世界中共使领馆）通报。有一个使馆后勤人员跟一位当地华人说了几句话，被使馆的武官发现了，那位当地华人还是台湾的，这个后勤人员立刻就被遣返回国了。”

除了没有人身自由，董罗彬发现，到了国外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

“到了奥克兰中领馆之后，每周都会让你看一些中共的宣传片，不断地给你洗脑，加强所谓的‘思想教育’。”

“领馆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全部都在围墙之内，不能看当地的报纸，不能浏览海外的网站。我们的手机卡都是领馆给的，使用的互联网都是中国的设备，每个办公室的代码都不一样。总领事还说过，你们在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透明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跟国内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国内还有过之。”

“领馆里边也不是外交部一家独大，据我所知还有中国不同省派过来的，对外属于（中共）宣传部或者文化部。你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即使知道表面身份，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也许其中就有间谍或特务。大家的工作不同，互相监督，就是要营造这种氛围，让人非常紧张，所以大家连说话都低声下气的。”

“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好像很体面，出去穿得光鲜亮丽，其实不论你是后勤人员还是外交官，都活得不是人，大家都压力很大，互相不信任。工作辛苦倒也罢了，这个环境的压抑才令人痛苦。你明明知道，出了这个门就是自由世界，但是你就是出不去。他们还时不常地强化你的痛苦，‘不能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看的也不要看’。”

“他们制定所有规则的目的，就是怕自己人知道——人还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害怕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你。”

“中领馆有一个上级领导养了一条狗，有一次在车上，他无意中说道：中国人活得还没有外国的狗自由。”这句话从上级领导的嘴中说出来，令董罗彬感概万千。那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跑！

在一个天赐良机中，董罗彬义无反顾、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奥克兰中领馆。他逃走之后，不仅中领馆四处找他，他在中国的家人也不断遭到中共各级部门的盘查和骚扰。但是董罗彬心中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回去了。

他的妻子得知他的消息之后，始终不离不弃，独自拉扯孩子长大。在经过几年的艰辛之后，全家人终于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