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农（明慧之窗记者宋蒖琂编辑）

「4.25」事件（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万人上访）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具曝光度的事件。尽管时间已过去二十多年，许多人仍感到好奇：

在一九九九年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移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上万人在极短时间内从各地汇集到北京中心地带，如此高的动员效率是如何达成的？是完全自发的「口碑相传」，还是存在一套严密的地下组织网络？

根据明慧网及相关参与者的记述，针对「一九九九年通讯不发达情况下如何实现万人汇集」这一疑问，其文章中讲述的事实与逻辑可以整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息的传递方式：以「炼功点」为中心的口碑相传

在明慧网的记述中，信息的扩散并非依赖现代通讯工具，而是基于当时遍布全中国的物理网络：

其一，炼功点的口耳相传： 当时全国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学炼法轮功，各地都有晨炼的「炼功点」。天津事件发生后，相关的抓捕消息和「天津不放人，让去北京反映情况」的消息，通过辅导员（义工）或学员在早晨炼功时互相告知。

其二，物理流传： 学员之间通过登门拜访、电话（座机）询问、以及在炼功点交换信息。这种「人传人」的速度，在拥有至少数千万学员的群体中，如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并不奇怪。

其三，有对比才知是多是少：很多人一听「上万人」就觉得「哇，这么多人」，这是从数字上判断；并且，在现实体感中，一万到三万人聚集在北京市中心街道或特定区域，会产生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交通挤塞感。

然而，10,000人是多还是少呢？大家知道，如果是一场大型的露天音乐会，单日参加人数可能会有30,000人至80,000人。如果去了80,000人，人们会说盛况空前；只去了10,000人，人们会说人太少了，不是10,000人少，而是「有比较才有鉴别」。

那么在「4.25」事件中呢？当时中国有8000万至1亿人炼功，只去了10,000人至30,000人，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少、不多，而不是很多。

从天津事件（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到「4.25」（四月二十五日），中间只有两三天，10,000人这个传播速度，其实很符合当时中国的通讯条件，以及法轮功学员相互之间保持联系的草根方式。

二、是「自发」还是「动员」？

明慧网文章中反覆出现的描述是，「4.25」事件并非由某个「中心」下令发起的，而是大量个体的自发选择：

1）许多文章提到，学员听到天津抓人的消息后，基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朴素心理，自发决定前往。

2）文章记述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很多人是到了北京、到了信访局附近才发现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

3）时间线的演进（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根据明慧网整理的事实，万人汇集经历了一个约三天的发酵过程：
• 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 天津事件发生，消息开始在天津及周边的河北、北京地区传播。
• 四月二十四日： 更多外地学员得知消息，开始动身。由于北京交通便利，周边省份的学员通过火车、长途汽车甚至骑自行车在夜间赶往北京。
• 四月二十五日凌晨： 早期到达的学员多聚集在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一带。文章描述称，随著后续赶到的人越来越多，现场警察开始引导人群，最终形成了围绕中南海/中央信访办的态势。

4）现场秩序的维持事实

针对外界对「组织严密」的猜疑，明慧网文章通过描述细节来解释这种「秩序」的来源：
• 行为准则： 文章称，学员们自觉遵守真、善、忍的原则，现场没有人领队喊口号，大家只是安静地站立、读书或者炼功。
• 环境维护： 广为人知的细节是，学员在离开时捡起了地上的垃圾，甚至包括警察丢掉的烟头。明慧网认为，这种「严密」其实是个人高度自律的体现，而非军事化的指挥。

5）对「引导」情节的记录

明慧网文章中经常提到一个关键细节：警察带路。

许多亲历者在文章中回忆，四月二十五日早晨他们到达时并不清楚该站在哪里，是现场的警察将不同方向涌入的人群引向府右街，甚至「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之外」。

《「4.25」我们在长安街上》一文写道：「我们站在新华南门东边大约三、四十米的地方（在「4.25」的资料片里就有这一地段），对面马路上站著持枪的军人，大约三五步站一个人。他们并不是像在门口站岗那样一动不动，他们来回走动，有的抽烟，有的交头接耳，还有的走到我们面前，看我们手里拿的东西，他们有些人看起来不耐烦。而我们这边男女老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则是安安静静、满脸平和的站著。」

新华门是一个很敏感的地点，戒备森严，没有「人民」的身影。突然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普通百姓停留在哪里，视觉上会感到非常突兀，无论你是坐著还是站著。只需要强调一下人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很轻易地就相信，这是一场对中南海的「包围」。至于「围攻」一说如何形成的，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攻」（也就是攻击、言语和肢体冲突）的证词，不知党报和央视用「围攻」一词的依据是甚么。

另一个情节是，在天津事件现场，当地学员被告知：此事必须去北京才能解决。

结语

在历史研究中，法轮功学员当事人的回忆，被视为「参与者叙事」。它解释了在通讯技术落后的年代，强大的共同信仰和基层社交网络（炼功点）如何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现代通讯工具的作用，完成了上万人的人群集结。此事如果发生在智能手机时代，那就不止上万人了。

然而，当一个高度自律的百姓群体，以一种极为安静平和的方式，站到了高度敏感的政治空间周围时，这种「出现」和「静默」在时任总理朱鎔基的眼中，是一个直接与群众沟通、座谈的好机会；但在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心里，却成了比吶喊更具威慑力的「攻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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