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6日，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头目、中共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在美国去世，终年77岁。

【大纪元2024年09月18日讯】9月16日，来自美国的一则消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文革期间因与毛泽东合影而知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在美国去世，其兄长宋克荒表示：“宋彬彬死前没有任何痛苦，极其安祥、平静且心怀感恩告别了其亲人、同学和朋友。”

宋彬彬是中共开国元老之一宋任穷的女儿。她曾是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之一，在文革期间受毛和中共愚弄和利用，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什么说他们是被毛和中共愚弄和利用呢？1966年，毛泽东为了清除刘少奇等党内异己势力，决定利用群众力量整垮对手，由此发动了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

当年8月，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支持下，佩戴有“红卫兵”字样的学生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红卫兵”最初指的是1917年苏俄共产革命时的工人和士兵武装，此时出现的“红卫兵”的意思就是保卫毛的战士。短短几个星期，全国每一所大学和中学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杀向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最初参与造反的红卫兵都是出自于干部家庭的子弟，在父辈的默许和支持下，他们开始用拳头、军用腰带、棍棒来对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从前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识分子的子女）进行殴打和残杀。尽管“血统论红卫兵”的疯狂残暴行为完全偏离了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但毛暂时没有打算制止它，因为它还具有很大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这些疯狂的青少年学生宣布他们是毛的“红卫兵”。他们在对“黑五类”进行残杀的同时，口中高呼着的是“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根据海外文革研究者王友琴所找到的材料，当年8月5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预先安排的；而非自发兴起的。

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7月13日，主任是当时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组长，宋彬彬和刘进是副主任。７月底工作组撤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仍然执掌学校，副主任宋彬彬、刘进继续使用工作组长使用过的办公室。

８月５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员会”通知此时已成“黑帮”的原校领导人，下午要对他们开“斗争会”。经过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副校长卞仲耘死亡，其他四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曾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向王友琴出示了“818”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戴过的红卫兵袖章，上面盖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公章。还有一名红卫兵说，她用这个公章给８月５日被打伤脊椎骨的副校长胡志涛开了“证明信”去医院。

可见，在８月18日那一天以前，该校红卫兵的权力建制已经相当完备。因此，在王友琴看来，对于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的责任是很大的。这起被称为文革第一起“红卫兵杀人事件”，迅速被全国红卫兵模仿，制造了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波恐怖高潮。

在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后，8月18日，数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的检阅，而作为高干子女的宋彬彬成为第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给毛戴上红袖章的“天之骄女”。在这次检阅中，林彪代表毛发表了讲话，第一次提到了“破四旧”，即“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得到了“最新指示”的红卫兵们，迅速在全国开展了“破四旧”运动，毛则下令各地警察不许管红卫兵的任何行动。

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被关在校中遭到连续殴打，20日中午死于全校“斗争大会”上。8月19日，《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学生田钺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活活打死。当时没有人能知道他在哪一天被打死。现在知道，田钺是８月19日被打死的。

另据由北岛等人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中曾在国务院信访局工作的刘东回忆道：1966年8月19日晚，批斗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等教育系统负责人的大会召开，被批斗的还有市教育局局长、副局长以及原八中校长孙国滨、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他们刚被押到会场，立刻就有人把实行准备好的写有“黑帮分子×××”的大牌子挂在他们身上，大厅内不断发出震耳的口号声……他们一个个被押上舞台，没人背后站着两个红卫兵，架着他们做“喷气式”，不久，所有的被批斗者一个个大汗淋漓。从观众席忽然传出整齐的呼喊：“跪下！跪下！”押解的红卫兵们向他们的腿关节处猛踹，顿时“扑通，扑通”，台上呼啦啦跪下一大片……不断有红卫兵冲上舞台，抡起军用皮带，向“黑帮”们劈头盖脸抽去……

刘东还提到了校园中四中学生的疯狂：一些学生把杨滨拉出来，给她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儿，拉到四中操场游斗示众。这一举动引起连锁反应，几名校领导和部分老师和所谓有问题的学生也被拉进游斗队伍，总数达23人。围观的低年级学生的拳脚雨点般地砸向被游斗的人身上……杨滨花白的头发散乱了，鞋子也掉了，脸上血水、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滴落在操场的地上。这是四中文革史上血腥的开端。

而这样的惨剧在北京、在全国许多学校都在上演。

8月31日，毛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大加表扬红卫兵。此后，“破四旧”的“革命运动”迅速升级，抄家、毁坏文物、批斗黑帮，最后甚至发展到杀死“黑五类”。当时红卫兵的疯狂和残忍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像。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迫害、被杀死。

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送回老家的就达到85198人，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还有一些人自杀。

10月，毛开始批判“血统论”，将红卫兵运动引向对于“党内走资派”的批判。出身一般的“造反派红卫兵”取代了“血统论红卫兵”，并基于对他们父辈的仇视，开展了“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运动随即扩展到了一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出现了大量造反派组织。从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导人均被批判。党政机关几乎瘫痪。

此时的毛业已实现了打倒刘少奇等人的目的，因此认为使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所以毛决定将红卫兵赶出政治舞台。被毛利用和愚弄后的红卫兵绝大多数被赶到了广袤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有些永远地留在了农村。直到此时，他们中的有些人才多少意识到自己是被利用了。

被赶到农村的很多红卫兵或者命丧“插队”之地，或者选择与当地人结婚，后来回城的知青只有一小部分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更多的是生活在底层，为了每日的柴米油盐辛苦劳作。此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白了罪魁祸首是谁，并为曾经的无知和所犯下的罪行而忏悔。

2010年，八个“红卫兵”在文革爆发44年后，给曾经遭到他们批斗的程璧老师发出了忏悔信，信中写道：“老师，对不起！”

收到信时已经86岁的程老师曾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同许多人一样，她当年先是被撤职，然后被学生关押，并多次遭到学生毒打，头发还被剃去了半边，成了“阴阳头”。

令程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意外的收到了八名当年参与毒打自己学生请求宽恕的忏悔信。从信中，她得知，有人曾为往昔的行为痛哭失声，有人一直心怀悔恨、愧疚，并且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忏悔的学生们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

而被利用被愚弄的宋彬彬，则在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后入籍美国并成为美国政府环保部门公务员。2003年回到中国，经营公司。2007年9月，北师大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宋彬彬俨然成为了“知名校友”。在“校友风采”栏中，那张“8.18”献红卫兵袖章给毛的照片堂而皇之地陈列其间。而且在宋彬彬的自我介绍中，她似乎完全忘记了1966，忘记了红卫兵，而且没有任何道歉，同样也没有辩解。许多人为此感到愤怒，人们称她是母校的耻辱，北师大附中九十年校庆是一个无耻的校庆。

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2014年1月12号，宋彬彬等人才在北师大女附中的聚会上，向在文革中受到她批斗伤害的师生鞠躬道歉。此前，陈毅之子陈小鲁已经就文革红卫兵暴行公开道歉。

对于宋彬彬的道歉，北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微博中写道：看到宋彬彬道歉的消息，想起了我妹妹的同学郑兆南，是一所中学的老师，文革中活活被学生打死。我自己也被红卫兵打过。我太太被剃了光头。这些幼稚的青年人怎么会变得如此残忍？不能全怪他们。文革是全民族的大灾难，全社会的痛苦极大化。其始作俑者是毛泽东。这才是罪魁祸首。红卫兵的道歉该归罪于谁？

是啊，这些发出忏悔之音的“红二代”，这些说“被谁利用和愚弄了”的“红卫兵”，是否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盲从？为什么人性全无？为什么能对善良的老师下得去手？这样的反思，迄今我们见的实在太少太少。

腾讯微博“顺风”写道：（转发）陈小鲁道歉了！宋彬彬也道歉了！尽管文革的滔天罪恶绝不会因为几个“红二代”的道歉而一笔勾销，更不可能让人从此遗忘，但他们毕竟道歉了，开始了低头认错的第一步。那么，当年辽宁省革委副主任毛远新——这位据说与张志新之死直接有关的文革毛氏干将，又何时公开认罪道歉呢？

的确，懂得忏悔已是迈出了第一步，不管是因为年老还是良知使然，或者其它什么原因，他们这些曾经的施害者不再选择沉默。可是，还有多少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还有多少中共高官，多少普通人，需要忏悔却依然一言不发？有些甚至拒绝忏悔，并将此当作荣耀。

这些不愿忏悔、道歉的红卫兵、高官、普通人，也许认为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被愚弄的对象，罪责在毛。这话没有错，而且迄今文革仍然是舆论的禁区，中共当局之所以不愿彻底反思文革，就是害怕动摇其统治根基。而清算中共，清算毛，是未来中国人必然要做的重要一步。

不过，从另一方面上说，整个一代人都对毛挑起的文革的狂热负有一定责任，而且但凡一个有良心和良知的人，怎会对自己敬爱的师长下此毒手？从后一点上来说，当年的红卫兵们，难道不应该为曾经的暴行忏悔吗？难道良心良知真的早已荡然无存？

钱钟书先生曾经写道，文革年代有三种耻辱，一种是作为受害者的耻辱，一种是作为施害者的耻辱，一种是旁观者的耻辱。作为施害者和旁观者，真的可以心安理得的过一辈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