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遗世独立的风骨，一人之力与极权政治系统对峙，成为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最后的守护者。

「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祖籍江西义宁。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曾国藩以「海内奇士」视之。父亲陈三立，著名诗人，清末「四大公子」之一。一九三七年日军全面侵华，85岁的他绝食抗议，5天后忧愤死去。

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子集。13岁远赴日本留学，20年间游历东西方，美国哈佛等世界名校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博览群书，精研欧美人文学术，但不以文凭为目的。回国时虽一张文凭都没有，却通晓二十几种文字，能够用十几种文字撰写论文，并懂得许多已失传的古老语言。

一九二五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一九三九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教授。一九四八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时，校长疑虑，他没有文凭，又没有大部头著作，怎么能当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

时任清华国学院筹备主任吴宓说，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此时陈寅恪只有36岁。

他讲课时，许多著名教授如梁启超、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都来旁听，所以后人赞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平时很傲，却公开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

陈寅恪学养精深，学贯东西。他国学功底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与吕思勉、钱穆、陈垣并称「中国四大史学家」。他治学面广，在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堪称泰斗。

苏联学者曾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无人能看懂。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异口同声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都难以解决，又是他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傅斯年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盛名之下，陈寅恪诚实而不伪饰，谦和而自信，他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气节和操守

陈寅恪的盛年是在遭逢战乱、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一九三七年北平（北京旧称）沦陷，他正患眼疾，为避免被日寇汉奸胁迫利用，决定不做手术，冒著失明的危险出走，暂居香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占领香港，他立即辞职。一家人贫病交加，日本人持重金委任他筹办东方文学院，被他断然拒绝。日军又送去重礼，欲以高薪聘请他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他不为所动。一九四二年春，日方再度请他到占领区上海授课，他再次拒绝。

最终，陈寅恪携妻女逃离香港，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途中，他的私人藏书和手稿遗失甚多，右眼已经失明。

他凭著惊人的记忆力，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有一天，空袭警报响了，大家慌忙逃跑。刘文典跑著跑著，忽然想起还有视力差的陈教授，忙带著几个学生跑回来，搀著陈寅恪往外跑，刘一边跑一边大声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抗战期间，陈寅恪坚持治学，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巨著。《剑桥中国史》赞道：「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返回清华园。

不降志 不辱身 守护传统文化

陈寅恪曾为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墓志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自己一生都在实践这一理念。

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军队逼进北平，傅斯年一天三个电话催请陈寅恪去台湾，陈已举家乘飞机到达南京，但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了广州岭南大学。他说这把年纪了，不想离开熟悉的故土。

但仅仅一年后，他就后悔了，大有「痛悔误上贼船，佳期自误」（陈寅恪语）之感。中共对知识份子发动了「思想改造运动」，那时他几乎双目失明，政治活动一般都不参加，但他无法认同中共政治对学术自由的践踏。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陈寅恪遂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最后的二十年。

一九五三年，中共控制的中国科学院设立历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上古史所长，范文澜任近代史所长，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中古史所长。为此，特派陈的学生汪篯前去游说。

汪篯原是陈喜爱的学生，中共篡政后任教于北大，接受了思想改造，成为中共的追随者。

汪篯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他自恃有「尚方宝剑」，居然以党员「教育开导的口吻」，与先生严肃谈话。这让陈寅恪勃然大怒，指著汪篯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几天后，念及当年师生情分，陈最终答应与汪做一次长谈。

谈话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师生的缘分已尽。第二天一早，由陈寅恪口述、夫人唐篔执笔，写了回信《对科学院的答覆》。信中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的惊人之句，提出担任中古史所长的两项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信由汪篯带回北京。有学生劝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助手黄萱问先生：「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他答道：「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已集体臣服于中共意识形态，用毛泽东得意的话说，几乎都「夹起尾巴做人」了，唯有陈寅恪的胆识和风骨惊为天人！

去北京赴任之事不了了之。但到一九五八年，中山大学批判陈寅恪是「假权威」、「伪科学」，是「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他愤怒了，表示今后不再开课，马上退休。

从此，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浪潮中，他独守清净，闭门著书，誓不与之同流合污。正如老朋友吴宓在日记里形容他的「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

晚年，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著惊人的记忆和毅力完成了两本巨著：《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形成了以诗与小说证史的独特治史方法。一时轰动海外。

他以遗世独立的风骨，一人与极权政治系统对峙，成为留在大陆的传统文化的守夜人。

「思想不自由，勿宁死」

一九六六年文革来临，中山大学掀起批判陈寅恪的狂潮，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们被撤走，只剩下夫人唐篔与他相依为命，连女儿们也怕受到牵连，不敢来看望；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大字报甚至糊到他家里、衣柜、床头和他的衣服上。

家被抄了一回又一回，夫人受到多次毒打，财物尽失。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他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20余封祖父往来手札、唐篔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被劫走。

为了验证「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的说法，造反派将他拖下病床，强迫其背诵毛语录，倘若不肯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到辱骂和毒打。

造反派还在陈家四周挂上高音喇叭。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和心脏病的他，突闻耳边「革命群众」整日的「愤怒声讨」，抱头在床上打起滚来。

造反派见状乾脆将喇叭绑到陈氏夫妇的床头上播放。陈氏夫妇当即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然而，当时中山大学一份「形势报告」上说：陈寅恪「死不悔改」。

一九六九年初，他被勒令搬出已经住了16年的家，迁至西南区50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此时，他已衰弱得不能进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见他一语不发，眼角不断有泪流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爱至深的陈氏夫妇常常相对而泣。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逼作口头交代。他留下「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一句，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十月七日晨，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享年79岁。

贤妻唐篔自行停药数天，45天之后，亦追随丈夫而去。在台湾的蒋介石闻讯后，水杯都摔掉了，流著泪说：惨无人道！

一九八零年，由其弟子整理的《陈寅恪文集》问世，这套文集是按照先生生前的托付，以繁体字、竖排出版的。